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 宏觀、微觀及中程之分析
黃洪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前言
香港的階級研究
階級研究在西方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中均佔一重要席位，相對而言，香港的階級研究或階級分析可說是仍處於「低度發展」的局面。無論是香港本土學者或外國學者以香港的階級作為對象的研究不多，亦較少以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研究香港社會發展[1]。但在本地少數的階級研究中，其對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首先在對象方面，香港多集對中產階級的研究，但卻很少關注勞工階級的情況。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地社會學研究迅速發展，但大部分學者卻很少以階級為研究對象，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多著眼於解釋港人非政治化。及至八十年代中期，有關本地的階級的社會學討論才真正開始，張炳良、呂大樂與陳文鴻等人在明報月刊展開了有關香港中產階級的爭論(張炳良等1988)。他們主要是引介西方階級分析理論來分析中產階級的形成，爭論的焦點在於中產階級能否有共同的階級意識及行動，及對中產階級政治前景有不同的分析。這些研究的特點在於其現實政治意義，不少討論者本身是中產階級參政的身體力行者[2]。所以有關討論着重於分析階級的意識及行動，亦着重於討論的現實作用。但由於這種現實導向，令有關討論過於集中地討論中產階級的處境，而忽視將中產階級放回香港整體的階級結構去檢視，亦較少討論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中產階級成為香港階級研究的主要對象，反而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則未能吸引學者的注意。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階級研究由現實傾向轉為學術傾向，討論亦由引介西方階級分析理論，轉移到實證的研究，有關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本地的階級結構及組成。大部分研究不約而同將重點放在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對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的影響(Wong and Lui 1992a, 1992b, 1993, 1994 ; Tsang 1992, 1994; Chan 1995)。這群年青學者的另一共同特點是其理論多採納韋伯學浱(Weberian)的階級分析[3]，方法學上則以定量方法為主，他們對階級或社會流動的操作定義是兩代之間職業變化所代表的隔代(intergenerational)流動。這些研究的主要爭論在於香港社會的開放程度，不同階級間的流動性，以及能否形成階級之間的分界及穩定的階級結構。這部份研究無疑在理論、方法及分析上均比八十年代的階級研究更細緻和嚴謹。但過於單一的角度和理論的階級分析，令九十年代的階級研究少了八十年代那種百家爭鳴的氣氛。
九十年代初的階級研究的不足在於在理論上只集中韋伯學派而勿視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的分析[4]，而在方法學上強調大型的問卷調查，而缺少細緻的素質研究,，未能了解複雜的階級意識及行動以及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歷史的形成過程[5]，而且就算是分析階級流動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急速變化，個人本身的階級流動（同代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對階級的形成比隔代流動對其本身的階級意識及行動應有更大的影響 (Beatrice & Thompson 1997)。[6]
除了上述以宏觀結構分析為主的階級流動研究外，亦有少數學者以素質分析的方法以微觀角度來分析家庭與階級觀念的互動(Salaff 1981)，及勞動過程中如何製造勞工階級的共識(Lee 1995)。亦有學者嘗試以過程導向(Processal Approach)而非結構導向的角度來理解香港的階級早期的形成(Chan 1991)。但這類微觀研究由於數量較少，研究亦集中於階級分析的某一側面或某一歷史時期。所以微觀的階級分析出現很多歷史及分析上的空白，而其中較重要的空白則是如何透過中層(meso level)的分析例如社會組織的變化，以連結宏觀及微觀的分析[7]。
本文概要
本文希望能填補上述香港階級研究的某些空白點，由於作者的水平有限，內容不免粗疏，希望讀者能夠指正。首先，本文分析的對象集中於香港的勞工階級而非中產階級；其次在方法上以素質分析的口述歷史為主[8]，並結合宏觀的結構分析；在分析上則強調以中程的角度－社會組織的變化－來分析勞工階級「形成」(或更準確地說「受干擾的形成」)的歷史過程。最後，本文對階級流動的分析中集中於同代階級流動對而非隔代階級流動對階級形成的影響。
本文的階級分析架構基本上參考了Wright (1996)提出的宏觀及微觀階級分析架構[9],但會以香港的實際情況說明不同階級位置、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之間的關係，擴展了Wright 原有的架構。筆者提出香港勞工階級的分析可以分為宏觀、微觀及中程三個層面，而三者是互為影響的（有關分析架構可參看圖一）
由於篇幅及論述上的需要，本文將集中於分析階級流動對階級形成的影響。在宏觀的層面集中對不斷的新來者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到干擾。而在微觀層次，則集中討論香港工人的高度向上以及向下的流動性，使工人出現不確定(uncertain)的階級位置。中程角度則指出香港工會組織者的消失及缺乏，令工人缺乏在工場的組織及鬥爭經驗。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均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
圖一：香港宏觀、中程及微觀的階級分析架構
受干擾的階級形成:宏觀分析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可說是一個受不斷干擾而從未完成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干擾因素是不斷有新來者加入成為香港工人的一部分。在四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及七十年代後期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八十年代開始有大量亞洲家庭傭工加入，至九十年代再有新移民家庭經團聚來港、外來勞工及非法勞工的出現。更重要的是這些香港勞工階級的新來者通常佔據著勞工階級中最脆弱的經濟位置，而對那些原本佔據這些最低層位置的先來者產生替代的作用。這些來自中國的「最新」移民，其階級位置及處境與西方國家中的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的情況相近，由於被排斥這些新移民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中。而亞洲外傭、合法及非法外勞更因政府的入境政策防止其在港落地生根，加上其客藉勞工或地下經濟活動的身份，令他／她們的社會及經濟位置有別於本地工人，所以很困難與其他工人組成有機的勞工階級。
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預的另一原因是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不少工人作為生存策略或為增加本身的利益而變成自僱者或小老板，他／她們在香港安頓及有一定積蓄後，在家庭的協助下便開辦小企業。他們「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以及波動的階級流動經驗，防礙這些早期移民發展出激進的勞工階級意識，反而發展出一套「不定形」的階級意識。微觀層次中個人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亦形成為宏觀層次中社會滲透性(Permeable)的階級結構。
不斷的新來者
不同年代的中國移民
在1941之前中國人經常將香港視為逃避戰亂或災害的地方。由1945至1949年間, 有約一百三十萬人為逃避中國內戰由中國遷移到香港。令香港的人口在1950年尾達到差不多二百五十萬人(Youngson 1983)。這些難民，尤其是四十年代末由上海來港的，為香港帶來工業所需的資本、經驗及專才。由上海來的資本家將他們在上海的紡織機器搬來香港，並在香港設立大型紗廠，令香港的製造業正式起步 (Lui and Wong 1994)。但這些上海資本及技術勞工的數目相對較少，人數更多的是香港附近的廣東省湧入的廣東人。這些廣東人大部分是農民背景，而缺少工廠生產的經驗。所以他們初到香港時找工作很困難。所以香港的失業率在1950年高達25%,而在1954年亦達到12.2% (England 1986)。大量低薪工人的供應提供了香港製造業發展的基礎。由於製造業在五十年代末起飛，而中國停止有大量移民來港，在五十年代末期，香港的僱主經己訴出現勞工短缺。在1961年人口普查中只錄得1.7%的失業率(England 1986)。
六十年代初，中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同時發生嚴重的天然災害。為逃避飢荒及經濟困難，大量廣東省的農民及工人偷渡來港。在1961至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有差不多十六萬新移民由中國來港(Sit 1981 Table 1.2)。與四十年代末的難民相比，這一代的中國移民的目的是要求生存，而非追求政治穩定。由於經歷經濟困難的背景及經驗，令這些移民有強烈工具性及求生存的意識。他／她們願意接受任何僱主提供的工作以求生存，同時勤力地工作希望可以脫離貧窮。這正好為香港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大量現成的勞工。及至1967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一方面國內年青人熱衷於國內的政治運動，而另一方面在67暴動之後，香港經濟發展減慢，從中國偷渡來港的熱潮稍減。
但到七十年代初，國內的政治形勢逐步安頓，香港的經濟又再復甦，國內來港的偷渡潮又再次出現。在1974年經己有超過27,000名非法移民進入香港。香港政府開始憂慮大量移民會增加社會服務的需求。港府遂實施一「抵壘政策」，首次提出會遣返未能進入市區的中國非法入境者。但有關政策只有短期功效。在1978年, 成功逃避追捕而成功「抵壘」的人數突然增加至30,000人, 而在1979年更大幅增加至197,600人，而在1980年頭十個月人數經己達150,000人。
在1980年, 港府取消「抵壘政策」並將所有非法入境者遣返中國。由1976年至1981年五年間, 由中國到港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合計共達480,000人等於在1976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移民主要是年青的男性。約76%的非法入境者是男性，當中九成的年紀是15至34歲。他們的失業率只有3.4%比本地人口4.0%的失業率還要低。原因可能是新移民願意接受比本地人較低技術水平的職位。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3). 198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有起過七成(73.9%)新移民從事非技術體力勞動的職位，約有六成(57%)在製造業工作。這顯示這一代的新移民再次成為製造業的新力軍，八十年代香港房地產市亦迅速發展，亦吸納了不少新移民加入建造業。但無論在製造業或建造業,新移民集中在低技術或勞動強度最高的工種，反而本地出生的男工多擔任技術及半技術的職位，八十年代的新移民工人明顯處於香港勞工階級的最底層。
自取消抵壘政策以後，八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多是來港家庭團聚的兒童及婦女，每年來港的人數受單程証的數目所限制，大約在三萬人之下。及至九十年代初，由於沒有大量的新移民供應，香港僱主又再次投訴勞工出現嚴重的短缺。但政府並不同意放寬入境的限制，而是同意設立多項的輸入外勞計劃，吸納主要是國內的勞工。在1992年設立的一般輸入外勞計劃，容許最多25,000名督導、技術及技工級的勞工來港工作。雖然法例規定外勞能享有本地工人工資中位數的最低工資，但不少僱主並未遵循有關規定。不少外勞投訴未能獲得法定的最低工資。而另一方面，本地工人則經常投訴外勞「打爛工人飯碗」，認為自計劃實施後本地工人的工資及工作機會下降。
另一輸入外勞計劃是機場外勞計劃。在1990年最初的限額只有2000人，到1994年增至17,000人而到1996年更增至27,000人。自1994年起這計劃對本地建造業造成很大的打擊。很多本地建造業工人突然發現自己變成失業或開工不足。而這些機場外勞實際的工資只有本地工人四至五成的工資。由於本地工人及工會均全力反對政府及資方輸入外來勞工，認為這些外勞搶去本地勞工的「飯碗」，所以很易造成本地勞工與外勞的分化。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外勞均以客藉勞工(guest worker)的形式輸入，合約完成後必須離開香港。所以令這些外來勞工難以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中。
除合法輸入的外地勞工之外，部份僱主尤其是建造業的僱主更聘請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的黑市勞工。這些地盤的黑市外勞只有本地工人四分一至五分一之工資，他們明顯受到嚴重剝削。有些僱主甚至在發薪日之前告發他們，令這些黑市勞工被捕便可以逃避支薪，這些勞工黑市居民的身份亦令他們難以作出任何抗爭。在1993至1996年共有50,000 名非法入境者及逾期居留者被捕(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7, 1997)。相信仍有其他更多的非法入境及逾期居留者成功逃過警方的截查而成為黑市居民。這些黑市勞工成為九十年代勞工階級的新來者，由於缺少正式的公民權，令這些勞工心須接納低微的工資及令他們完全不受香港勞工法例所保障。這些黑市勞工佔據著勞工階級中經濟及政治最脆弱的位置。
不同年代來港的移民勞工可能有不同原因或目的，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來港初期均處於勞工階級中最底層的位置，令原先處於這位置的前移民勞工有機會向上升，改善本身的經濟條件。不斷的新來者令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不斷受到干擾，勞工階級內部未能沉澱，形成穩定的結構。
不確定的階級位置:微觀分析
除了不斷的新來者令勞工階級內部未有穩定的結構外，工人本身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亦構成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不同年代、不同性別的勞工其階級位置不確定的原因亦不盡相同。第一代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並不完整，很多時這些女工可能會由現代的工廠女工重回傳統的家庭傭工，或繼續維持在非正規的經濟中。而對於大部分的男性，則是他們容易向上及向下流動的職業變遷，令他們未有確定的階級位置。
以下我將從微觀的層面觀察戰後第一代女工階級位置的轉變，三個女性的工作歷史表明女性成為勞工階級的過程很可能出現曲折反覆，她們其中一人由「現代」工人退回成為「傳統」的女傭，而另一人長期維持在非正規經濟之中而成為自僱者，只有一女性較順利成為勞工階級的一部分。
由絲織女工成為家庭傭工:自梳女的工作歷史
早於二十年代在廣東順德一帶經已出現人數眾多的年青絲織女工。絲織工廠的出現令當時的年青職女脫離農民的行列成為勞工階級。雖然這些女工變成工人只有很短的歷史，但仍表現出一定勞工階級的鬥爭性。當她們要求加薪的要求不被僱主接納時,她們曾組織罷工表示不滿（Howard and Buswell 1925）。另一方面不少女工由於本身工資較高，比其他農村男性有較佳的階級位置，令她們有條件去挑戰性別間的專權。她們拒絕傳統的婚姻，而選擇成為自梳女，承諾終生過獨身的生活（Smedley 1978; Salaff;1981; Topley 1975)。
這是我的選擇
八姨(個案11, 女/81[10])於1914年在順德出生。十八歲時八姨成為絲綢織工。雖然工廠的工作相當辛苦，但賺取工資令這些年青女工的想法有別於其他的中國婦女。工廠女工的工資比農民家庭中無酬的勞動令她們可必要的經濟獨立條件去反抗男權社會。這些年青女工選擇「梳起」成為自梳女，承諾終生不嫁。她們成為受薪勞工使她們勇於向傳統的家庭中要求更多的自由。
八姨：「我們在十多歲時便決定梳起不嫁。那時我正在工廠中織絲．．．你知，我當時賺到錢，真不錯，能夠有十四至十五元一個月。當時來說是大數目。所以無需要給人管，我不想給人管。」
八姨在順德的工廠生活一直順利，直至抗日戰爭時被迫停止。為逃避戰火八姨首先逃去香港，香港淪陷後又再逃去梅縣。和平後八姨回順德，在這短暫的和平時期她當回絲織女工。但在1949年她再次遭遇內戰的戰火，八姨唯有再一次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後仍然希望成為工廠工人，以她曾當工人的經驗，她成功在一編織毛巾被的工廠找到工作。她對當工廠工人的生活感到滿意。但好景不常，到韓戰爆發時，由於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毛巾被廠由於沒有訂單。八姨被裁減。她嘗試到其他工廠尋找工作，其他工廠一是沒有訂單，二是改為更機械化操作，因此她便不能找到工廠的職位。為了生存，八姨必須尋找另一職位，她結束她多年的工人生活而成為家庭女傭，但這並非她真正的意願。
八姨：「你知，實際上在織被時我可以賺到不少錢。那時真好，但我們韓戰時由於無訂單，工廠無東西可以再織，我就去打住家工。你知，我憎替人打住家工。非常多工夫，又辛苦，又被縛住。」
女傭受壓迫的位置
自梳女希望單身是由於她們不想被男性、家庭及家務所束縛，但弔詭的是成為女傭後這些自梳女實際上被僱主（不單是男性還有女性戶主），被一間屋（不是一個家）及更多的家務勞動所束縛。實際上女傭的的階級位置比起工廠及商店中的女工更受壓迫。
八姨的經歷說明多次的戰爭如何干擾香港本地勞工階級的形成。原先具有先進意識的女絲識工人有決心成為單身女性及反抗性別的壓迫。她們希望得到自由，「不被縛住」所以自然地她們希望在工廠中工作而不是成為家庭傭工。但由於社會經濟結構急速的轉變：戰爭的干擾、美國的禁運、及勞動過程的轉變令她們不能再在工廠中工作。這些自梳女發現她們陷入困境，大部分只能找到傭工的工作。她們的階級位置亦由勞工階級回到傳統經濟中的「僕人」位置。
大量自梳女集中成為家庭傭工亦顯示出她們的性別位置是她們階級位置的排列機制（sorting mechanism）。自梳女是少數成年女性而無有已婚女性的家庭責任。她們的勞動力(labour power)在某一程度上比己婚女性更「自由」。而且由於被家庭所排斥，她們需要尋找由僱主提供住宿及膳食的工作來減低生活開支。所以，她們較已婚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家庭傭工。
非正規經濟：現代經濟的大後方
生存策略：成為街頭小販
一九四五後香港原有的現代經濟部門並不能吸納大量進入香港移民。很多失業的移民遂成為街頭小販。在一九四七年估計當時的小販數目高達四萬至七萬人(McGee 1973: 42)。這些小販主要售賣食物，有些將原料變成食品，有些則從合法或非法的食物工場購買成品或非製成品。另一些小販則從工廠中得到貨源，售賣樣板、次貨及生產過多的成衣及家庭用品。
這些小販非常受低下層市民歡迎，因為就近方便及價格低廉。小販的低廉貨品降低了勞工階級的生活消費，亦為老弱人士提供工作的機會作為福利來源(McGee 1973: 37-38)。Portes and Castells (1989)強調強調非正規部門對降低現代部門中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有重要的貢獻。
非正規經濟工人:金
金 (個案08, 女/61, ) 在1935年於香港出生。她的母親及祖母以養豬為生。她的父親吸食鴉片，所以從不工作。戰前她們居住在北角的山邊木屋並在旁邊養豬。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使金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亦令她們結朿了小豬場回大陸。和平後，她們回到香港。為維持生計，金唯有從事非正規經濟。金最初成為小販，期後成為城市中的小農再次養豬。
非法小販
金: 「那時我們的家在地下，我們便在家門口擺檔賣漁。我負責計重量及將魚包好。我們要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收入很少。但賣魚的收入令我們可以再次買回一隻小豬，我們便在家中的天井養起豬來。」
非正規經濟其實並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管理，作為非法小販，她們經常「走鬼」，否則會被檢控及罰款。由於多次被罰，金唯有被迫去申請小販牌照，改為到較遠的地方去設一小檔賣生果。香港政府作為國家並非完全不管理非正規經濟，而是有意識地容許非正規經濟存在而讓香港低下層能有生計。但是當資本有需要時如要土地發展，國家便毫不猶疑地將非正規經濟部門掃除。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金再次到國家管不到的地方去，決定退回山邊養豬。這顯示非正規經濟可以成為現代部門的大後方，令勞工階級在有需時可以有地方可以退卻。
金: 「我們賣了兩三年的生果，但收入不多。由於政府要那塊地來發展，我們被迫搬去另一地點擺檔，生意愈來愈差，我們唯有再次到山邊去養豬。我們在那裏搭了一間木屋，佔用那裏的土地來養豬，那時無人會來管你。」
在香港這樣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山邊養豬，可算是不可思議。但正是這些非正規經濟活動，才可以為大量與金一樣的家庭提計生計。當時非正規經濟對勞工階級的產生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這些非正規經濟可以提供廉價的食品及貨物供應，減低勞工的再生產成本，而在這例子中是廉價豬肉的供應，令僱主可以以較低的工資聘請工人，有利於勞工階級的形成。但另一方面，非正規經濟為低下層提供了一個可以逃避成為勞工階級的避風港，令低下層可以成為自僱進行小商品生產的小商小販或小農。金在不能養豬後改為協助家中理髮廳的工作二十多年，到她五十歲時才正式第一次成為僱員去當校工。金的工作歷史顯示非正規經濟的出現為勞工階級提供一個退卻的後方。
第一代製造業女工:喜
在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仍然是轉口貿易，所以只能為女性勞工提供有限的空缺。在韓戰發生後，香港的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才正式起飛。從那時起，製造業便捲入大量的婦女成為工人。喜便是她們其中之一，她可算是香港戰後第一代的製造業女工。
喜(個案04, 女/78)在1917年於廣東出生。她父親是一織絲工人，而母親則養蠶。由喜十歲時經己當童工，協助父親織絲，她及父親各有自己的工資。但喜父並不養家，只將自己的收入花在飲食及賭博。由於有這樣一個父親，喜與她的母親的生活非常克苦。像同齡很多貧窮的女性一樣，喜在十多歲便到廣洲的親戚家中當「妹仔」（女傭）。但她的工作歷史亦被抗日戰爭所打斷。
喜在逃難往香港時認識了丈夫及結婚，大女亦在戰爭中出生。和平後，喜的丈夫由於經常有病，所以斷斷續續地經常失業。但因為喜再次懷孕，而且在五十年代並沒有很多適合女性的職位，喜唯有在家照顧子女。在1960年她第三次懷孕，但當時製造業經己開始發展，加上家裏迫切的財政需要令喜首次成為正式工廠工人。
喜: 「雖然我經己懷孕，但由於丈夫失業，我去了一五金工場找工作。他們請了我。我負責製造椅子及桌子的金屬腳。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在工廠打工。」
當喜的第三名子女—她的小女兒出生後，喜要照顧女兒唯有停止在工場的工作，轉移到在非正規經濟中維生。她拿出熨斗及熨衫板到街上為附近木屋區的鄰居熨衣服。當她小女兒六七歲時，她開始再到工廠中工作。她在非正規部門所學到的熨衣服的技巧得以轉到正規部門之中，有一毛衫廠聘請她負責熨毛衣。
喜與很多其他女工一樣，在這些工作環境惡劣的工廠中工作，很易得到職業病。由於吸入熨毛衣時產生的蒸氣，喜感到不適，並得到了哮喘病。喜便轉到製衣廠當包裝女工。
但由於工資很低，喜需要以外發工的形式，將工作帶回家中來增加入息。喜更要求大女兒協助她完成工作。不少製造業女工會在家庭中進行外發工作，並要求家中子女協助。這種將勞動過程由工廠搬回家庭的做法，令工廠集體化的經驗變得模糊，家中成為作坊的經驗與個體化的非正規經濟相近。外發工作令家庭成為生產單位，令工人的階級位置由由工廠中的受僱者成為家庭中的包工，所以其階級位置亦出現不確定的情況。
喜: 「我的大女兒有時需要與我一起工作至凌晨一兩點。那些工作均是計件，但工錢很低。而所有交通費或其他費用均是由我自己負擔，所以比起我在工廠中所賺的還要少。但我仍然要這些工作，因為想賺多一點。所有入息用來支付家中的開支。」
八姨、金、及喜均是在二三十代出生的女性，她們均屬於香港戰後第一代的女工。她們這一代女工在五十年代為了維持生存，必須非常克苦地在「傳統」的非正規經濟或傭工服務或在「現代」的製造業中工作。但這一代女工不少要在傳統與現代中徘徊，亦在正規及非正規經濟部門之間不停轉換，而工廠工與外發工的身份亦互相交替，因以她們的階級位置亦不確定。
向上及向下的階級流動
除了上述第一代女工階級位置的不確定外，香港男性工人亦有同樣的問題，但原因有相同亦有不同之處。兩者相同的地方是這些男工與女工一樣為求生存亦很容易變成自僱者，退回非正規經濟之中。但兩者亦有不同的原因，由於職業中的性別分隔，男工通常較女工處於勞工階級中較佳的位置，同時亦比女工有較大的可能性向上流動成為小廠家，所以男工的處境與女工亦有明顯分別。但要注意的是與大多數研究所強調的向上流動假設不同，這些男工不單容易向上流動，提升本身的地位和權威，同時亦很容易向下流動，失去原先的地位和尊嚴。這些男性勞工容易向上及向下的高度的流動性，在微觀層面造成不碓定的階級位置，而在宏觀層面則令香港出現滲透性的勞工階級結構，亦即勞工階級很易很上升成為小資本家但同時小資本家亦很容易下降重新成為工人。
謝國雄(1989)對台灣製造業中工人的階級流動作研究，他提出製造業工人由「黑手」（工人）跳躍成為「頭家」（小廠家）後，由後由於流動途徑的多樣化，令頭家的意識複雜化。謝指出這階級上升的經驗有懷柔工人及製造對資本主義共識的效果，因此有礙勞工階級的形成。
我基本上同意謝氏的分析和論據，但我認為他所觀察的過程及所描述的發展次序對香港的小廠家來說仍未完結。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在去工業化及生產性資本外移的環境下，香港的小廠家經歷更大的還原流動的趨向，他們被迫由僱主的身份下降重新成為工人。以下我將透過安伯及旺兩個不同年代來港的新移民男性的工作歷史，說明香港男工的高度向上及向下流動性及其不確定的階級位置。
戰後第一代男性工人:安伯
安伯 (個案07,男/66) 在1929年於大陸出生，家裏務農為生。他十多歲開始在鎮上的酒數當雜工。在1948年當他十九歲時，由於家裏窮困他便隻身來港。安伯在來港的最初半年中只能間中做地盤散工，經常面對失業。由於他的收入不夠開支，他唯有到同鄉會暫住，減省住宿的開支。安伯後來到一西式餐廳當學徒，因為僱主可以提供食宿以解決他燃眉之急。
安伯: 「我當時學做廚師，但廚師的工作很辛苦。我每天要八時開始工作一直至凌晨二時，而且只做些雜活，無有什麼技術可言。」
學師四、五年後安伯終於成立正式廚師。像其他不少香港工人，安伯會把握每一機會提高收入及地位，轉去能提供較高工資及較高地位的企業工作。滿師一年後，安伯便轉到另一餐廳工作，成為大廚，不但收入增加，權力亦明顯地提升。
安伯: 「我加了人工。我有兩百元一個月，那時兩百元是一個大數目。而且我的工作更重要，我可以自己請伙記。」
香港工人經常會在職業的階梯中上上落落，安伯在成為大廚後一年，由於生意不佳，僱主不斷作出投訴。他被迫自動離職，要轉到另一餐廳去，但今次卻面對下降的命運由大廚變為二廚。安伯不但面對減薪，而且更要的是尊嚴受損。他覺得作為二廚的工作無意義，因為「是人家話事」。安伯決定轉行重新到毛織廠學師成為織毛衣工人。
安伯: 「當時毛織廠很旺，我便去學師。我不但沒有人工，更要付出五百元的學師費。兩星期後，我學完師便成為正式工人。但我的人工比我當廚師還要少。」
成為「自己的老闆」
安伯並非只想成為一般的毛織工人，而是希望成為「自己的老闆」。當他掌握了毛織的技術後，便買了兩部新的毛織機。他亦教導妻子如何編織，兩人便在家中成為外發工。安伯負責到大廠中取訂單，但他們並沒有聘請其他工人。但成為「自己的老闆」可能比當受薪工人面對更嚴重的剝削。雖然安伯兩夫婦由朝做到晚，而且亦要子女幫忙，但他們的收入僅足糊口。
安伯: 「我早晨六七點便起床工作，一直至凌晨一兩點。我就是這樣工作，而且每天如是。我亦教了兩個仔女如何織毛衣。雖然他們的年紀仍少，我的大仔當時讀小學四年級。我們便是這樣辛苦地工作，真的很辛苦，你織一件才有一件的錢。」
由於不能從一間廠中得到足夠的訂單，安伯要從由多間工廠中接單。但在工作了三至四年後，安伯不能再接到任何訂單。他只好賣了兩部毛織機來渡過難關。雖然成為「自己的老闆」可能面對更嚴重的自我剝削，安伯仍熱衷於成為自僱者。他開始當小販賣一些乾果，但這向下的職業流動令安伯覺得「無面」。
無面的行為：當街頭小販
安伯: 「最初我不敢在街上賣東西，這很羞愧。因為我曾經是大廚，現在要淪落在街頭賣東西。我不想讓人認到我，我覺得好無面。」
安伯當小販最初賣乾果，然後再賣雪糕。賣雪糕的生意很好，令他們有積蓄可以在屋邨中開了一間小麫檔。他和妻子一直沒有聘請員工，只是兩夫婦負擔所有的工作成為自僱者。
安伯在不同行業的轉變，而及在僱員及自僱身份中不停的轉換，這經歷是其他在五十年代非技術男性勞工的典型職業生涯。他們經歷職業中向上及向下的流動，亦在勞工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的身份中不斷轉移，這令他們未有一確定的階級位置。
七十年代新移民：旺
不單是五十年代的男工，七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男工亦有同樣階級位置不確定的情況。旺 (個案38, 男/42)在1978年來港，當時他二十多歲。他到過不同的工廠如五金廠、塑膠廠中當非技術工人。最後他在一間絲印廠工作學識了製造絲網及絲印的技術。在1986年當他有一定儲蓄時，旺便開了一間小山寨廠專為大廠進行外判生產，主要是為電子表的表面進行絲網印刷。正如台灣所稱的「黑手變頭家」，旺如不少香港的技術及半技術工人一樣努力地希望創業，脫離了工人行列成為小僱主。
旺: 「當時的電子業很旺，我們有很多訂單，在高峰期我們請了近二十個工人。妻子亦辭去原本工廠的工作，全職協助打理。」
但好景只維持了三四年的時間 ，由於電子表廠的生產搬到大陸，絲印的工序亦交由大陸的工廠負責，旺工廠的訂單愈來愈少。旺與妻子唯有關閉工廠。旺由小廠主的身分向下流動變成自僱的小販。為維持生活，旺到天光墟中販賣成衣。為逃避市政署小販管理隊的拘捕，他需要在早晨七時開始賣成衣，但必須在八時前停止。
旺：「馬死落地行。工廠無生意，唯有學人去做小販。最初的生意不錯，不少從大陸及台灣客大手買衫，但後來成衣漲價，顧客又多揀擇，收入愈來愈少，所以亦無法再做小販。」
旺唯有像來港初期一樣再回到製造業當非技術工人。當時他妻子剛生了第二仔，所以要照顧孩子，旺需獨自負擔家庭。他在一間印布廠中當雜工，但不幸地工廠要搬回大陸，旺在1995年被裁減，加入失業大軍。
旺: 「又再次轉型。你必須不斷去找工作才能令你繼續工作。我去年才在印布廠中工作，但它搬回大陸。無訂單，無收入，你一定要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旺認為製造業一定無前途，而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轉行到建造業，因為只有建造業才不會搬回大陸。旺計算過如他當一個普通製造業工人每月最多賺到六千元，但建造業工人如加上加班的工資，月薪可以有一萬元以上。所以旺決定轉到建造業去，但由於他並無任何技術或資格，旺只能當地盤雜工。但不幸地旺又面對另一困難。當時機場輸入外勞計劃開始，令本地工人只能找到一些短期及臨時的工作。
旺: 「我只做了一個月的長工。之後我再無辦法找到長工。輸入機場外勞是主要的原因，他們又平，又可以一次過請一大班人，工人又聽話，我們本地工人無辦法同他們爭。」
為了維持家庭的生活，旺並非就算是一兩日的工作亦願意去做，這是不少開工不足的建造業工人的寫照。
旺的個案顯示香港的男工可以很容易變成小廠家，但由於非工業化及生產資本外移，作為專門承包大廠合約小廠商基本上沒有什麼生存的空間，有足夠資本的小廠家就必須將生產基地轉到國內才能繼續生存，但有更多的小廠家則要關廠及倒閉。這些小廠家唯有變回工人或成為自僱工。安伯及旺的例子顯示香港不同年代的男性勞工均有向上及向下的高度的流動性，香港工人這種波動的流動經歷在微觀層面造成不碓定的階級位置，而在宏觀層面則令香港出現滲透性的階級結構。
被破壞的階級組織:中程分析
上文提到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可說是一個未完成及不斷受干擾的過程。而其中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會運動作為勞工階級的組織者受中國的政治所影響,其中層的組織者不斷離開香港或工運的行列，令香港工運多次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缺乏中層組織者令工會的基層組織弱化，缺乏廠部的組織及鬥爭經驗，是造成宏觀上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而及在微觀上的階級意識不定型的重要因素。
戰前香港工會運動受到中國革命、抗日戰爭及內戰影響，不少組織者選擇投身國內的革命或抗爭而退出香港的工運，戰後則由於中國意識形態的轉變而導致大量組織者離開工運。這些均是香港工會運動缺乏基層組織的原因。
戰前：香港的中國工人的「退卻」戰略
戰前香港主要的經濟角色是替代了廣州和澳門成為中國華南最重要的轉口港。英國商業資本為要引入機動輪船，有必要在香港開設船塢以及附屬的機械工業。太古、黃埔、海軍等這些大型船塢便在這背景下設立。這些大型企業的成立亦同時孕育了香港第一代的勞工階級。除了船塢外，轉口貿易亦帶動了碼頭、倉庫、及航運的發展。早在二十年代，香港機械工人、海員便曾組成強大及有組織力的工會。
二十年代香港工運的蓬勃發展，工人意識的高漲正如馬克思所言大規模的工廠集中生產帶來了工人的集體意識，即現代資本主義「工廠化」帶來「無產階級化」。而另一方面，這些資本均為英國殖民資本，這些商行的大班均為外國人，在企業日常的運作中，這些外國大班對待本地工人的粗暴的管理方法，亦同時建構了工人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意識。當時香港便曾出現有廣泛勞工參與，而且行動相當激烈的工會運動及大罷工。一九二二年有達十萬人參加的「海員大罷工」及一九二五年有二十多萬人參加的「省港大罷工」。所以早期的香港勞工階級曾有相當激進的意識及行動，其組織及動員能力亦相當強大。
早期香港工運其實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工運有相同的特色－－有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傾向。香港工運本身的性質可以說是民族解放運動而多於是階級利益的運動，這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份，香港工運自然深受中國政治發展所影響。省港大罷工的觸發點便是上海的「五卅慘案」。所以作為香港勞工階級精英的工運領袖所關注的更多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重點不是本身階級在香港的利益。這構成他們對中國勞工階級的身份認同大於對香港勞工階級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在基層勞工方面，在二次大戰前中港之間的邊境並無特別管制，香港及中國居民均可自由進出。戰前在港工作的勞工，大部分來自中國廣東。他/她們大多數是季節性或短期的「移民勞工」，只視香港為賺取金錢的地方，香港這殖民地並非這些勞工落葉歸根、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國內地仍然是這些勞工的家鄉及大後方。
所以當這些勞工面對英國殖民政府增加壓迫時，他們每每以「回鄉」的方法逃避，撤離香港返鄉居住。一方面這樣便可以免受殖民政府的打壓，另一方面又可以此來打擊香港經濟，以表達不滿。1844年反對人口登記。1858年聲援中國對英法的戰爭。1884年反對為法軍艦及法國人服務等都曾出現大量香港勞工回國的情況（梁寶龍 1982)。這種「敵進我退」的策略以表示反抗和不滿是香港勞工的一大特色。但這種撤退的策略亦令本地勞工階級的組織發展受到影響，有較高階級意識及有較強組織能力的中層組織者，經常撤出香港逃回國內，令本地工人缺乏組織者，容易令勞工階級再次成為一盤散沙。
香港戰前最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是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罷工期間香港大批工會領袖及組織者亦採取上述撤退策略，回廣州堅持罷工，而當國共首次合作北伐時，不少省港大罷工的參與者及領導者均參與北伐。本地工運便成為真空狀態。港英政府亦趁機在一九二七年首次立法管制工會組織，制訂「非法罷工與閉廠條例」(Illegal Strikes and Lockouts Ordinance)，禁止政治性的罷工，同時禁止工會使用經費於政治用途。香港工運自始進入靜止期，勞工階級亦缺乏有效的組織。
總結而言，香港戰前的殖民地經濟孕育了香港第一代本土的勞工階級，但現實上這一代香港勞工階級是中國勞工階級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主要的關切仍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撤回中國的策略導致了本地勞工階級缺乏組織者，香港工運缺乏組織者的問題一直延續致今，令香港勞工階級一直未能有清晰的階級意識及集體的階級行動。
受破壞的基層組織
戰後香港工會運動積弱的原因，文化角度認為是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影響。但我則認為文化角度的解釋很難說明很何在某些時期香港工人出現相當激進的意識及行動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或六十年代的六七暴動。我認為反而是由於工會基層積極份子的離開，令工會缺乏基層的組織，從而令工人缺乏在廠部車間的鬥爭經驗，組織者的缺乏亦令工人的利益無法被代表，亦無人進行動員及意識提升的工作。這些因素均拖延了勞工階級的形成。
以下我將透過對一工會領袖胡的訪問說明香港工會發展為何會缺乏組織者。胡(個案14，男/44)是一名建築工人，他於67暴動前夕加入左浱工聯會的屬會中，他積極了參加67年的「反英抗暴」[11]。
胡: 「我當時有參加示威及遊行。因為我之前參加了工會，我受工會的宣傳影響。我非常憤怒。因為我親眼看到英國佬如何打我們的人及如何將我們的人收監。」當時我受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非常大的影響，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做些事，我們覺得應該推翻這個殖民地政府。」
面對殖民地政府的暴力鎮壓，左派工會並不打算退卻或放棄，而是準備對抗。而在抗爭中左派工會的工人亦發展某種浪漫革命色彩的「公社」。在抗爭中他們同時發展出一套快樂的文化生活，在保護工會的同時，他們每晚均會跳舞、唱歌或學習。這高度組織化的精神及政治化的議程顯示出勞工階級在殖民政府的高壓下表現出的革命潛力。不少對香港工人政治無力感性格的研究似乎忽略了在這時期中所呈現香港工人激進的可能性。
胡: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非常壓迫，警察圍攻我們的工會，我們需要廿四小時輪班守夜去保護自己的工會。我們住在工會的總部中去保護它。」
在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中，不單勞工階級發展出深化的階級意識，亦出現了激烈的階級行動。當時曾有數以千計的工會會員包圍著港督府，工人在港督府的大閘上貼滿了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要求政府道歉，甚至要撤出香港。在街頭上亦出現真假的土製炸彈。在運動高潮時，甚至有傳言說解放軍經已準備開過邊界解放香港。但這場被左浱群眾期待的「解放」並沒有發生，據說是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否決有關建議。這場抗爭最後被香港政府以暴力鎮壓下來，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捕及判監。有些人甚至在被捕及獄中被虐打至死亡。
1968年工聯會要求會員復工。這不單是工聯會一次恥辱的失敗，對於會員及積極份子來說更重要的挫敗，未能完成回歸社會主義祖國的夢想。意識形態的失敗可以藉透過深化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及進一步的宣傳來化解。但組織上的打擊則是長期和嚴峻的。在六七年之後，大部份公務員、公共事業及公共運輸公司的基層工會活躍份子由於在暴動期間參與罷工，所以被政府及有關公司解僱及並列入黑名單再不錄用。結果是工聯會喪失了大量在政府及大型企業的基層組織者。傳統上在政府及大型企業中比其他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小企業有大比例的工人加入工會，工會的基層組織亦較完善。是次組織上的失利標誌著工聯會的廠部基層組織工作開始走向下坡。
雖然工聯會在1967年受挫, 但其會員人數在七十年代卻有顯著的發展。這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初，工人參與工會有很高的政治熱情，透過政治學習對社會主義祖國充滿希望及憧憬。但工人的政治關注主要集中於中國的政治狀況及及鬥爭，而非針對香港的階級狀況及鬥爭。這令工聯會會員非常政治化，但關心的並非是香港本地的政治議程。胡記起當他第一次參加回國的參觀學習團的感想。.
胡: 「當你去到國營企業及集體企業時，我們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認為這才是工人當家作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勝，資本主義社會必定要筒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當時我們參加工會的一輩均有同樣的想法。除了參觀外，我們又經常學習毛選及學習國內的政治運動，如批林批孔，反擊右傾反案風等等」
但到1976年四人幫被捕後，文革的意識形態被推翻，八十年代初毛澤東思想逐步被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所替代，是非黑白要全部倒轉過來。這對左浱工會中的領袖及中層造成不可挽救的打擊。不少人感到迷茫甚至感到受騙而離開工會。有些人則將過去的觀念完全倒轉，希望藉中國開放改革的機會，而自己成為資本家。是次意識形態及組織的打擊將工聯會餘下的基層組織者差不多一掃而空。
胡: 「我們可以說在八十年代之後無人關心工會的發展。會員積極份子不關心工會的發展。你發展或關門只視乎彩數。不同層次的工會工會人員都是這樣狀況。他們感到迷茫。」
在八十年代初工會的基層組織經己比七十年代減弱，僅餘組織者的離開令工會的廠部基層陷於癱瘓的狀況。缺乏工場層次的組織及鬥爭經驗令香港勞工階級的組織受到干擾。上述分析只集中對左浱工聯會的分析，而沒有分析其他工會的情況，但我相信上述對基層工會組織的觀察基本上反映整體香港勞工階級及工會運動的情況。首先工聯會一直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工會集團。其次工聯會的屬會的歷史較其他工會長及有組織力。第三，工聯會屬會的基層工會組織比其他獨立工會強。其他工會的基層工會組織比左派工會的狀況可能還要差。
英國的基層工會的強大，工人經常主動地參與基層工會的會議，尤其是對與資方談判有關工資及工作條件。這不單為工人提供與資方鬥爭的經驗，亦令工人明白勞資之間的矛盾，所以英國工人有較明確的階級意識及更顯性的階級行動。反觀香港的情況，由於工會缺乏基層組織，所以很多時並不時在工潮發生前掌握有關事件，而很多時是在有工人投訴時或有傳媒報導才得悉事件的發展，工會缺乏基層只能採取危機介入的工作手法，即是待有工潮發生時才派員跟進，危機過後工會亦很少為參加者建立組織。危機介入的手法令香港工會未能深化工人的階級意識，而是強化工人的不定型意識，令工人須到危機的時候如閉廠，離職的時候，才考慮採取顯性的階級鬥爭。
結語
本文認為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是一個受干擾(disrupted)的過程及狀況。在宏觀層次，由於不斷的新來者處於勞工階級的底層，令香港勞工階級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結構。在微觀層次，由於傳統及非正規經濟的存在，以及香港工人高度的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工人的階級位置(class location)不確定(uncertain)，亦因此形成滲透性(permeable)的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本文亦特別提出中程角度，認為香港工會組織者的消失及缺乏，令工人缺乏在工場的組織及鬥爭經驗亦是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的原因。
參考資料
Beatrice, D. and Thompson, P. (1997) Pathways To Social Clas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 and Portes, A. (1989) 'World Underneath: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A. Portes, M. Castells and L.A. Benton (eds.),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1-40.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3) Hong Kong
1981 Census Main Reports Vol. 1 Analysis,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Chan Tak Wing (1995)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in Hong Kong: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 4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 Wai Kwan (1991)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3) Hong Kong 1981 Census Main Reports Vol. 1 Analysis,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Deyo, F.C.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ngland, J. (1986)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2nd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ig, E.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ward, C.W. and Buswell, K.P. (1925) '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Bulletin, Ling Nan Agricultural College, 12, Janurary.
Lee, C.K.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78-97.
Lui, T.L. and Wong, T.W.P. (1994)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Context Occasional Paper 38,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cGee, T.G. (1973) Hawkers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Policy and Planning in a Third World Country (Monograph No.17),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laff, J.W.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nkar, A. (1984) ‘Spinster Sisterhoods: Jing Yih Sifu, Spinster-Domestic Nun’, in M. Sheridan and J. Salaff (eds.), 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it, V.F.S. (1981) (ed.) Urban Hong Kong, Hong Kong: Summerson (HK)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re.
Smedley, A. (1978) ‘Silk Workers’, in A. Smedley (ed.), Portrait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Thompson,
E.P. (1980)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2nd Revised ed.), London:
Penguin.
Topley, M. (1975)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 Wolf and R.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sang Wing Kwong. (1992) The Class Structure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1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sang Wing Kwong. (1994) Consolidation of a Class Structure: Changes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ong Kong, in S.K. Lau, M.K. Lee, P.S. Wan, S.L. Wong (eds.), 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stergaard,
J. (1995) Who Gets What? The Hardening of
Class Inequalit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ith Basil Blackwell.
Wilson, W.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ng, T.W.P. and Lui, T. L. (1992a) From One Brand of Politics to One Brand of Political Culture Occasional Paper No. 1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ng, T.W.P. and Lui, T. L. (1992b) Reinstating Class: A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y of Hong Kong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No. 10,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ng, T.W.P. and Lui, T. L. (1993) Morality, Class and the Hong Kong Way of Life (Occasional Paper No. 3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ng, Thomas W.P. and Lui, T.L. (1994) Class Analysis: The Relevance of Weber in Lau, S. K. (et al.) (eds.) 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ng, H. (1999) Marginal is Critic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ginal Workers in Britain and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rwick.
Wright, E.O. (1996)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ungson, A.J. (1983)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Economic Nexu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參考資料:
呂大樂、梁懿剛及王志錚(1998) 階級認同及階級意識：香港與台北的比較。第三屆華人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論文，30/4/1998至2/5/1998，香港中文大學。
張炳良、呂大樂、陳文鴻及黃偉邦 (1988) 階級分析與香港。香港:青文書屋。
梁寶龍(1982) 香港工人的第一次罷工 在 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銶及高彥頣(編) 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頁1-2。
謝國雄(1989)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在台灣社會研究, 2,2, 頁11-54.